探寻语碎

十余年来，在我的思考和文章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家和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果真能走出一条既非过去的社会主义也非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路，其价值和意义无可估量，将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而且，在当今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还有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大概只在这三十年左右。因此，我觉得，中国人文领域内的某些知识分子应该有责任想想这个问题。这一些，好几年前已说过，如在《再说西体中用》一文中；今天不嫌重复，又说一次。

现在人们大谈不已的“天人合一”其根源亦在此处。它设定了后纪数千年“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格局，今日颇需解构和重建。后者（“儒学四期”）则是针对“儒学第三期发展说”（牟宗三、杜维明）而提出的另种分期。它以为，今日儒学不能止于心性道德和形上思辨，它的新发展必需融会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区分宗教性道德（“内圣”）与社会性道德（“外王”），重得文艺复兴， 美学为根基，塑建人的内在主体性（人性）。“巫史传统”是回顾过去，“儒学四期“是展望将来，二者相互交织，仍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亦即主体性哲学的具体展开。所以，我仍然赞同C.Geertz的看法，即一方面，“人群有诞生日，个人没有”（“Men have birthdays, but man does not”）；另方面，“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Becoming human is becoming individual”）。这非常接近于我的“积淀”论，即我不以独立个体及其社会契约作为先验的原始设定，而将现代个人主义及其心理构成置放在人类总体的历史行程中去观察其来龙去脉。因之，中国在今日现代化的进程中，似乎应该是：一方面创立在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政治——道德体制，以提供行为准则另方面重建“天地国亲师”的哲学——宗教传统，以情感信仰来范导前者。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较而共顾，争取形成同一物质文明、多元精神文化而和谐相处的“地球村”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应后现代主义破碎化的严重挑战。